苏轼咏茶诗中的审美：从“上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谈起

12-06

引言

苏轼是北宋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广纳各种题材，这其中的咏茶诗值得我们关注。对苏轼的咏茶诗的研究，无论是角度还是理论深度都有待更进一步的探索。苏轼的咏茶诗歌有着值得深入研究的价值，这得益于茶文化风行于北宋，而苏轼又是一个嗜好茶饮的创作者。

一、儒家的审美观念——君子比德

《礼记·聘义》记载：“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

比德之说，见于《礼记聘义》，在这种审美观念的基调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玉的推崇，某种程度上要远超过黄金。除去“玉有九德”外，松、竹、梅并称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均是比德审美观的产物。苏轼咏茶诗亦是这种比德审美观下的产物，它有着明显的比德审美观的印记。

苏轼的文学创作中所传导出明确的“比德”观，在他很有特色的散文《叶嘉传》中茶被作者拟人化了，茶的重要性状色泽洁白，以及由于紧压工艺导致的紧结刚劲，也随之被作者进行了一种审美的表达，通过想象的方式，将其熔铸成了茶所拥有的品质。作者基于茶自然性状的独特性，将茶刻画成一位“植功种德”的高士。

苏轼咏茶诗着眼于壑源茶的“清白”和“刚”来进行比德。茶事在历代发展不同，历代对茶的色泽的评价标准也不尽相同。唐代就有着独特的标准，比如对顾渚紫笋茶的“紫”的推崇。而有宋一代，对茶色泽标准是鲜明并且单一的，那就是“白”。经过加工的壑源茶，其色泽愈白，品质越优异，乃至于为了衬托点抹后的茶汤之白，崇尚黑色的建盏蔚然成风。

苏轼咏茶诗在比德审美观下，根据茶成品后色泽鲜白以及点抹之后茶汤乳白的自然性状，勾勒出品质“清白”的无上妙品。除此之外，茶的“刚”如骨鲠之臣的风骨，这也是有着自然性状基础的比德。宋代的茶叶生产加工，尤其是以北苑贡茶为代表，是将茶叶经过杀青后，用各种样式的模具将其紧压为紧压茶。

在这其中，不乏一些使用雕工繁复的特殊模具压制的茶品，如龙团凤饼。这一紧压后紧结刚硬的形状，也成为了作者比德审美观下把握的对象。以茶的“刚”为依据，作者在作品也赋予了其刚毅的品质。

苏轼咏茶诗不仅典型地体现了“比德”观念的影响，它还有着其特殊之处。苏轼咏茶诗是以人之美德寄托于茶，留给我们以茶之品性喻君子之性的典型作品。“比德”观念下复杂的投射关系，是苏轼咏茶诗的一个独特美学思想看点。这也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来说，主客之间的高度弥合。

苏轼咏茶诗的作者首先将主体的意识投射在茶上，完成初步的“比德”投射，这是以人观物。在此基础上，借助诗歌的文本空间，让茶在动态的活动中，以人的姿态诠释着创作主体投射给它的“德”，这是以物观人。

二、道家的审美观念——道通为一

苏轼的咏茶诗除了包孕了儒家的美学思想以外，得益于其对道家文化的把握，这些作品也蕴含了道家的美学思想。首先，从诗歌的意象构成来看，这是由出现在其作品中的道家文化的意象表达的。“半熟黄粱日未斜，玉堂阴合手栽花”，和“肯伴臞仙亦号儒”以及“炼丹人化骨成仙等。

除了意象的点缀，更在于道家的审美思想。苏轼曾说，自己有感于心而不能言说的，都在《庄子》之中蕴含了。《庄子》中的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在苏轼的咏茶诗创作中得到了实践。这个审美命题即是“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庄子齐物论》记载：“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谲怪，道通为一。”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出自于《庄子齐物论》，庄子通过这一命题阐释其“齐物”思想，即以道眼观之，因为普遍的相对性，所以事物之间大相径庭的对立的两面是互相通融的。同样出自于《齐物论》的“庄生梦蝶”的典故更为我们熟悉。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庄子并对这种观照方式名为“物化”。

这种“物化”的观念对苏轼影响尤甚。他在评价他同代的友人文同画竹时，有“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之语。同样的在咏茶的创作中，苏轼或有心或无意的传递出这种道通为一的“物化”审美思想。

“物化”体现在苏轼的咏茶诗中，有具体的两重内涵：第一，在物化的“道眼”审视下，事物外在的差异性得到了消解。在他人乃至于作者曾经的认识看来，有天渊之别的巨大悬殊，在这种观念下差别不在，而是由“道通为一”而变得无不可适。第二是作者本身忘却自我，将自身的存在与“道”融通为一体，因此主观的意志得到了高度的洗练，形成了一种“简化”的自我。

关于苏轼咏茶诗的道家美学思想，我们还应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苏轼的道家文化身份在咏茶诗创作中的自我构建。在《水调歌头》中苏轼在创作中自比“谪仙”，即“我欲乘风归去”。这并不是一个孤例，在苏轼咏茶诗的创作中也有着这类现象。

苏轼渴望着超脱凡俗现世成为位列仙人之列的臞仙，但是在这重身份的自我构建中，他有要自称为儒一一这一具有现世意味的身份。在《东坡志林》中的随笔文字中，苏轼也同样是“自号臞仙亦称儒”气，这实际上是苏轼的一种自我道家文化身份的自我构建。可以说在苏轼的诗歌创作中，这一“臞仙”典故被重新融冶，并影响到了后世的创作者。

三、佛家的审美观念一舌根圆通

在北宋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饮茶是最具有佛禅底色的。六根互用是源于佛教禅宗的一种观点，六根即是佛教中对人的五种感官加意识的指称，也即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互用，是指在完成对自身体悟的基础上，勘破人具体感官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实现感官之间的连通和互相置换。其最早出现于《涅槃经》。

北宋年间，士大夫群体中流行着阅读《楞严经》，探讨其中义理，做禅宗偈子的风尚。这一情形可以透过王安石为《楞严经》作注疏而窥得一斑。从苏轼整体的诗歌创作观照，不乏一些化用佛典入诗的作品。

在这种佛禅风尚的流行下，北宋士大夫自发或自觉地践行着一种独特的置换感官的审美方式，即“六根互用＂的方式。实际上这也是我们所称为“通感”的表现手法和“移觉”的审美方式的先导。

《胜相院经藏记》记载：“忽然反自味，舌根有甜相。我尔默自知，不烦更相说。”

苏轼在这里运用了《四十二章经》和《楞严经》的典故，以蜜作为了悟的譬喻。这实际上是着意于舌根与意根的打通，以口舌之感官通于道。在这里，饮茶、吃蜜不再是单纯的形而下的感官活动，与此同时，蕴藉着形而上的意味。饮茶是味显甘苦的多样性与复杂，而吃蜜则是统一性与纯粹。这里的茶与蜜，包含着特殊语境下的独特意味。

“茶禅一味”缘起于唐代赵州和尚的“吃茶去”，成型于宋代的圆悟克勤禅师。苏轼作为元祐年间颇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加速了“茶禅一味”的形成与传播。从这个角度看，苏轼对于“茶禅一味”有着推助之功。